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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7/12 1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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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泰顺成为温州境内白银重要产区,采银活动全面兴起。明景泰建县前夕,浙闽边界地区矿工暴动此起彼伏,陷入长期动乱。长期的银矿开采,以及促成人口入迁等因素,促进了温州府西南山区的开发,促成了泰顺建县,改变了温州地缘*治结构,对泰顺当地*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泰顺县建县前行*区划(旧都)示意图

泰顺成为白银主产区

宋元时期,白银作为货币,成为大势所趋。元末明初,官府滥发纸钞,纸币贬值严重,加上商业发展,社会迫切需要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到了明朝前期,白银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从英宗正统年间(-)至万历年间(-),白银从不准作为流通货币转变成为法定货币,最终取代纸币,成为主要货币。

▲明代正德年间银锭(自网络)

在白银货币化、主币化的背景下,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的一批银矿相继得到开采。浙江温州地区跟省内的丽水以及福建省南平、宁德等地区,地域上连成一片,都是重要的白银生产地。明朝时期,温州境内采银活动全面兴起,并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开采时间延续了两百余年。

▲《明史》记载洪武末年

平阳县(含泰顺南部)的银矿开采

古代温州作为浙江省的白银主产区,其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个县银矿分布很不平衡。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前期,温州银矿主要分布在平阳县西部山区,瑞安县个别地方亦有零星开采,永嘉县、乐清县不产白银。景泰三年,划出瑞安县、平阳县西部山区设立泰顺县。当时矿脉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沿着闽浙两省界溪(交溪)流域泰顺境内分布,矿点有焦溪矿、龟伏矿、净水矿、石闩下矿等;另一条是沿着南雁荡山分布,涉及今泰顺、平阳、苍南三个县,主要矿点有牙阳(雅阳)水口外矿、月湖矿、赤岩山矿、天井阳矿等。

▲《分疆录》记载明代泰顺各大银坑

建县后,泰顺是温州府和浙江省的主要产银县,银矿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且开采维持了较长时间。如成化五年,核定浙江全省银矿税额余两,核定泰顺每年上缴银矿税收两白银,泰顺税额占全省税额的37.1%,达到了顶峰。后期由于矿脉衰竭,税额不断减少,成化十九年以后,浙江每年银矿税额两,泰顺每年矿税.8两,泰顺税额占全省的4.7%。弘治元年,浙江银矿税额余两,泰顺矿税两,泰顺税额占全省的2.7%。

▲泰顺古代采银遗址:银矿洞

据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八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方规定的白银购买力是一两白银购大米二石(即.6斤)。如成化五年泰顺银矿税额两,按当时购买力计算,即可购买大米.2万斤左右,按人均日消费口粮1.5斤计算,.2万斤大米相当于余人的全年口粮总和。这表明泰顺银矿开采已达到相当大的产业规模,在当时经济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泰顺明代采银工具及银矿石

银矿开采三个重要时期

泰顺境内的银矿大量开采于明代,但始采年代并不在明朝,开采历史大概经历了初始开采、大规模开采、零星私采等阶段。初始开采时间在明朝之前。从明洪武(-)后期起,进入大规模开采时期,泰顺建县后继续大量开采。至弘治五年()转入零星开采,万历二十八年()完全停采。

▲龟湖采银遗址

第一阶段,初始开采时期,时间在明朝以前,主要开采地点有两处,一处在泰顺县百丈镇与文成县*坦镇交界一带,矿点有“金山下银坑洞”“林山银洞”“联云银坑”。另外,泰顺包垟银珠坑村、银坑村,古代曾有采银活动,亦属这一时期的采银区域。另一处在泰顺县雅阳镇与福建省福鼎市近邻地带---雅阳水口外银坑。

▲《分疆录》记载雅阳水口外的古银坑洞

第二阶段,大规模开采时期,时间在明朝洪武末年至弘治五年(),前后延续约一百年。

洪武末年,温州府平阳县设立银场局,对银矿开采进行管理,并征收矿税。这标志着温州境内的采银活动全面兴起,并成为浙江省的主要产银区。景泰三年,划出瑞安、平阳县西部山区,设立泰顺县,隶属温州府。当时,平阳县境内产银的地方基本上被划给了泰顺县,即使未划入的个别银矿(如平阳腾蛟赤岩山等矿)也已封闭绝产,所以明景泰以后温州地区的银矿开采主要集中在泰顺县境内。

▲三魁镇刘宅村焦溪银坑遗址

大规模开采时期的银矿点泰顺境内的有三处:

01焦溪银矿

又称“魁山银场”“百里林黑风洞”,在今泰顺县三魁镇刘宅水口,明前期地属平阳县归仁乡四十都,泰顺建县后属七都。康熙《泰顺县志·古迹》记载:“焦溪银场在七都高阳,明永乐时开,其时建有太监府、同知厅、藩臬官衙”。民国《平阳县志》援引平阳古县志记载:焦溪银矿开于永乐七年()。雍正《泰顺县志·防御》记载:“行营,在七都龟岩,明成化间置巡捕银矿*居,年久圮坏,嘉靖元年令刘桐建营房。”

▲雍正《泰顺县志》记载在龟岩

设置巡捕银坑*居

从设置“太监府同知厅藩臬官衙”以及在附近龟岩村派驻“巡捕银矿*”等事实看来,焦溪银矿可能是明朝前期温州境内很有影响力的大银矿,也是经常发生矿工闹事的地点。

▲焦溪银坑洞石壁上熠熠生辉的银光

02龟湖银矿

在泰顺县仕阳镇南部近福建省福安、柘荣界,明初地属平阳县四十都,泰顺建县后属七都。《分疆录》卷二《舆地(下)·古迹》记载:“龟伏矿洞,今曰‘七洞门’。”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坑冶》记载:“泰顺县长岗尾银坑、石门下银坑,俱七都龟伏外。”两书记载的银矿今都在龟湖镇境内,统称龟湖银矿。

▲龟湖“七洞门”银矿遗址

龟湖银矿在成化前期大规模开采,是当时温州境内的大银矿。朝廷曾在长岗尾山设同知厅,派太监进驻龟湖村,在长岗尾坑设太监府,直接监督采矿活动。泰顺龟湖《封氏族谱》记载:“太监府在梧桐洋大路岗坪,成化七年,朝廷有旨开采银矿,钦差大人在此管守理事,故此名曰太监府”。

▲龟湖《封氏族谱》记载成化七年

在梧桐洋设太监府

龟湖银矿遗址中有代表性的矿洞是“七洞门”,它分布于一处崖壁上,从右至左斜上排列着七个矿洞,故名“七洞门”;离龟湖村约五里有地名“矮岗坪”,面积平方米,相传为监工官兵营地,今残垣旧迹尚在。

▲龟湖太监府遗址(设于明成化年间)

03月湖银矿

在泰顺县彭溪镇东部近苍南、福鼎界,明前期地属平阳县三十八都,泰顺建县后属八都。《泰顺县志》载:“(月湖乡)境内有明代银矿洞遗迹。”《泰顺县地名志》“月湖乡银洞村”条下有这样记载:“古代有太监带领官兵在此地小涧边开采银矿,现银洞遗址尚在。”

▲版《泰顺地名志》记载

月湖乡银洞坑村名由来

实地调查发现:银洞村内炉自然村圆墩山上共有八个矿洞,大小不等,深浅不一,洞口也都是朝东北方向,最长的一个矿洞,横穿小山,长约20多米。另外,月湖有地名叫“太监府”的自然村,传说朝廷派驻太监,在此监督银矿开采。以此推测,当时银矿开采规模可能不小。

▲月湖银矿洞

第三阶段,零星私采时期,自弘治五年()开始,大约延续至万历二十七年()左右,前后一百多年。

成化前期,温州白银开采量一度增长。成化五年,核定泰顺县矿税两。但是,就此之后,矿脉逐渐衰竭,产银越来越少,矿税渐次减免,成化十九年减至.8两,弘治元年再减至两。即使矿税一减再减,泰顺县仍然无能力交足税收,地方*府只好将完不成的矿税,摊派给基层和坑夫,强行催收,弄得民不聊生。弘治五年,温州知府林继衡根据朝廷诏令,封闭了境内的银坑。

▲《封银坑序》记载成化五年核定

泰顺银矿税两,后来渐渐递减

弘治五年,表面看温州银坑已封闭,但实际上民间采银活动并未结束。明朝*府对银矿开采时而下诏封矿,时而命令开采,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如正德初年和嘉靖初年,两度松绑封矿禁令,重新开采温州银矿;后不久,又下令禁止开采。*策上的摇摆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民间“盗采”行为的发生。《分疆录·原始(篇)》记载:“诸场虽封禁,处州矿徒仍复私开,官兵至则潜藏,去则复聚。”可见封矿后民间私采行为并没有被禁绝的。

▲《分疆录》记载各处矿场虽然封禁,

但处州矿徒仍旧私下开采

另外,嘉靖、隆庆年间,温州境内曾发生多起与银矿开采有关的重大事件,它们反映了弘治以后温州的采银业并没有终止。这些事件分别是:嘉靖五年(),周六、孙敏孜、林六郎领导矿工暴动,起义波及泰顺、平阳县境,后被泰顺典史邓镠率兵平定;嘉靖三十八年(),倭寇洗劫泰顺,知县区益招募矿工守御县城;隆庆四年(),讹传泰顺发现新银矿,千余人聚集起来要上山采银,被泰顺知县王克家驱散。此外,明朝*府为了禁止矿工盗采银矿、滋生事变,*靖四十五年()在泰顺龟湖牛头颈山立碑,颁发封矿禁令。以上事件充分证明,自明朝弘治以后,温州境内民间采银活动还在继续。

▲龟湖牛头颈山封矿题刻

(刻于明嘉靖四十五年)

大约在万历中后期,泰顺银矿停采。万历中期,朝廷矿监遍布天下,全国到处滥开银矿,几乎达到“无地不开矿”地步。万历二十八年(),负责督办浙江银矿的太监刘忠来泰顺“奉旨采银”。在开凿了数处银矿洞后,因洞内积水过深、矿脉殆绝,未竟而去。刘忠来泰督办银矿是泰顺境内银矿开采的终结性事件,它标志着采银活动的结束。

▲明代炼银炉碴(摄于龟湖镇白银村)

产生的弊端,引发社会问题

泰顺古代银矿开采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但由于受到落后封建制度及当时生产水平力的限制,它存在诸多弊端,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一是生产效率低下,造成得不偿失。明代泰顺境内银矿的含银量比较低,银矿生产效益普遍不好。“所得不足工食、炽炭之费”“所费当其所运”等情况比较普遍,甚至出现了“费逾什佰,面利蔑丝毫,在役之官民不胜告瘁”等问题。

▲龟湖银洞开采场景再现,技术落后,效率低下

在生产技术方面,银矿开采尚未使用炸药爆破技术,普遍使用的是手工凿石、烧爆法裂石、木头支护、人力运输、石磨碾压、翻车排水、吹灰法炼银等传统工艺技术。在生产管理方面,往往实行“人海战术”,矿难事故多发,滥采盗采问题突出。

▲焦溪银坑洞遗址石壁上

用来穿插支护木头留下圆坑遗址

二是矿工涌入,引发社会问题。明代前期,泰顺地域与处州府、福州府(包括今福建宁德地区大部分)连在一起,矿工、矿商往来频繁,这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不小的压力。永乐年间(-),三魁刘宅水口外的焦溪银矿大规模开采,使得处州矿工大量涌入泰顺境内,社会矛盾开始升级,暴力冲突接连发生,地方稳定难以维持。

▲银矿碴外运形成的沟槽(摄于龟湖)

从表面来看,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处州矿工跨境域开采银矿,与泰顺原住民(山主)发生摩擦,矿工矿商之间为了争夺矿脉经常发生打斗,矛盾激烈时甚至发生“流寇云聚,据矿为乱,争夺矿脉,杀伤遍野”等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问题是每当官*发起追捕时,原本众多的矿工就会“蒸发”得无影无踪,当官*撤走后,矿工又啸聚如故。于是,官府诉诸武力,烈性的*事斗争因而也就爆发了。宣德年间(-),矿工暴动队伍啸聚在池村(今司前村)山中。松阳县人郑君寿(后来定居南院)在征得温州府同意后,带领乡兵打跑了池村山中的矿工暴动队伍。宣德八年()经温州知府何文渊的提议,在池村溪边设立巡检司,配备弓兵一百名。

▲郑君寿坟墓

三是加重人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明*府为了垄断银矿开采,从矿区到路口派设了不少的“闸办官”,层层收税,有时甚至直接派驻太监,主持炼银。此时,泰顺境内的焦溪银矿、月湖银矿都派有太监,名曰督办银矿,实质是对矿商矿工以及当地农民进行盘利。洪武末年,温州、处州的银场每年征银两,永乐时增至余两。短短的一二十年间,税额增长了30倍多。无限制地加税,造成“(矿)民不堪命”、苦不堪言,无法完税的问题非常普遍。如宣德年间温州、处州银矿税额两,其中某一年坑户实际只办税余两,赔纳余。办税的官吏为了凑足“赔纳”部分,一方面严令坑首(矿商)和冶夫(矿工)纳税,将其开矿所得搜刮殆尽;另一方面将“赔纳”部分税额分摊到田亩中去,向农民“计亩科纳”。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包括矿工、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分疆录》记载明初开银矿激发社会矛盾

宣德五年()浙江左布*使*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严厉批评温州、处州两地高额银矿税收祸害人民的事实,“窃见浙江所属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七县银治,自永乐间至今遣官闸办,七县岁额银共八万七千八百两,以十年计之,通八十七万八千两。而各场所产矿石有仅足额课者有不足者,有矿尽绝者,闸办之官督令坑首冶夫赔纳,不敢稍失岁额,赔课之民,富者至于贫困,贫者至于逃亡他处,坑冶其害亦然”。

▲叶宗留领*作战图

无限制的盘剥与严酷的催征,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矿工与农民的激烈反抗。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矿工反抗尤其激烈,因而严重危及到明朝*府在温州的统治。当时,发生在温州境内或者势力影响到温州的矿工、农民起义*主要有处州府庆元县叶宗留领导矿工起义*、福建沙县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余部、处州府丽水县陶得二领导矿工起义*等。这危及到温州地方统治,如正统十四年,闽、浙两省矿工矿商在瑞安县罗阳(今泰顺县城罗阳)建立“十八社”,并全歼温州府调派来的平乱官兵。

▲《分疆录》记载闽某千户搜矿,矿徒拒捕,退聚罗阳

对泰顺历史的影响

银矿开采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历经两百多年,对泰顺经济、*治、社会、文化等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促成了处州府人口大量入迁。明朝中前期,浙江省处州府下辖的丽水、青田、遂昌、庆元、龙泉等县与福建省建宁府下辖的*和县、福州府下辖的福宁县、福安县都有银矿开采。泰顺与上述各地,地域相连,矿工、矿商来往频繁,泰顺大量的矿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处州府。明朝时期,泰顺人口入迁非常频繁,共有27个姓氏、44位始祖迁入。其中,处州府迁来的就有12个姓氏、28位始祖,分别占44%、63.6%。处州府移民占绝大多数,这印证了银矿开采造成的影响。

▲龟湖中村《叶氏族谱》记载叶氏先祖

自丽水于明永乐十年迁泰顺龟伏中村

二是促进了温州府西南山区的开发。明代温州银矿开采长达两百余年,使得温州西南山区得到开发,罗阳、龟湖等集镇因此形成。罗阳是处州府矿工频繁出入浙、闽两省的通道,“各处银坑私商亦聚据瑞安义翔乡之罗阳镇”。罗阳因此人口藩增,发展成为集镇,泰顺设县后,成为县治所在地。龟湖采银业鼎盛时期,浙、闽、赣三省矿工纷纷涌入龟湖,相传有“三千打银工,四千往来客”,呈现出繁荣景象。为了防止矿工闹事,司前、雅阳在明朝正统年间设立巡检司。期间,洪口、百丈口“烟市鳞错,商贾汇集”,成为温州西南山区水路埠头与商业中心。由于移民大量入迁,到了明代中期,泰顺区域开发不断加深,全县耕地面积达到8.9万亩,可以开垦的耕地基本得到开垦。

▲龟湖老街,由明代采银兴起的商业街

三是改变了温州地缘*治结构。景泰元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矿工与农民暴动事件,明朝*府开始对浙、闽两省大规模用兵。是年,明朝*队分两路进*温州府西南山区,一路在浙江“三司”大臣的率领下,沿飞云江西上;一路在左*督府都督佥事李信、侍御史陈璚的带领下,沿浙闽边界,自东向西包抄推进。两路官兵对罗阳一带的矿工起义*形成夹击之势。矿工队伍一部分逃入*和县官台山大宝银场(今寿宁县境内)作坚持斗争,剩下部分投降解散。

▲龟湖采银遗址:严整的银矿洞

景泰三年五月,明朝*府从瑞安县义翔乡划出五都十二里、从平阳县归仁乡划出三都六里,设立泰顺县。同年,处州府设立景宁、云和、宣平三县。景泰六年(),浙、闽两省*民攻灭了官台山矿工起义*,设立寿宁县,隶福建省建宁府。泰顺等五个县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闽浙边区的地缘*治,巩固了明朝*府对温州的统治。泰顺县治设在罗阳镇,它紧靠闽、浙两省边界,地控“温州、处州、福州、建宁州”四个府的要冲,从明朝开国至景泰年间,罗阳一直就是浙、闽两省“山寇积匪”和矿工起义*的活动中心,朝廷曾先后派出文武大臣,六次进驻罗阳。泰顺建县后,明朝*府将罗阳作为泰顺县治,并派兵驻扎,这对维护温州地区甚至闽、浙两省边界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分疆录》记载泰顺设县后安插处州人数

最多,至今还带有丽水、松阳、遂昌的口音

四是丰富了温州的地域文化。处州矿工涌入温州境内采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西南山区的地域文化,使得当地的文化习俗更深地“烙上丽水的风味”,同时也改变了泰顺的方言分布。像泰顺县民间信奉的神祇马仙娘娘(马仙姑)、汤夫人都是来自处州府景宁县。因处州矿工入境采银,马仙、汤夫人信仰在明代传入泰顺等地,也传向福建宁德、南平等地区。明朝时期,罗阳吸纳和安插处州府移民最多。处州府丽水、松阳、遂昌等地方言在罗阳互相交融,取代当地土著方言,并孕育出泰顺县内主要方言语种“城底话”。

▲始建于明朝的龟湖马仙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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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稿:陶汉心

“泰顺年”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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