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松阳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为浙江乃至全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松阳高腔戏曲艺术有着鲜明的松阳地域特色、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演奏内容，在浙江民间音乐中占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松阳高腔作为浙江松阳地区的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变化、传承，显示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但同时也面临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使松阳高腔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有效地与时俱进，出现一度衰落的迹象。基于此，文章作者对松阳高腔艺人进行采访，完成了口述剧本以及各方面的综合整理。期望运用“口述史”进行对民族音乐研究的各位同仁有所启示。
关键词：松阳高腔；音乐口述史；口述剧本
作者简介：杨和平（－），男，山东淄博人，浙江省非物质遗产与保护研究地副主任、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音乐美学、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葛兆远（－），男，山东滕州人，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音乐史。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应该是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人们亲身经历的一些社会生活的回忆和记录。从这个角度讲，口述史的目的就是将过去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通过记录的方式进行重新建立。这种建立是通过对亲身经历某一社会活动或者说某一社会时间段内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感知，通过口述者的感知，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所研究视域中的“事件”，以此来反映那个历史时期这一“事件”对人们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口述史研究的主体是对人的记忆的挖掘，是对口述者亲历事件感性的认知，离开口述者的历史记忆，那么研究将无法进行。关于口述史的定义，程中原在《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口述史就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1］薛亚娟在《晋西碛口古镇文化景观整体保护研究———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认为口述史是以访谈、口述的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2］岳庆平在《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文章中列举艾伦·内文斯的话:“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路易斯·斯塔尔则认为:“口述史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运用录音机等现代科技作为采访工具进行记录口述者记忆中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3］虞和平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是指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能够揭示一些文献资料所缺少的而又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史实。”［4］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5］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Thompson)在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提到:“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5］杨祥银在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口述史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现代技术如录音、录影等手段的使用，以记录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并对其予以保存的口述凭证(Oraltestimony)。［7］
松阳高腔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源于浙江省松阳县，被戏曲界誉为“戏曲活化石”，也是浙江省目前尚存的高腔剧种中唯一能够完整演出的古老剧种。针对松阳高腔传承与保护而言，以往的研究多侧重其生态环境的概括描述，对其乐班呈现过程的记载，挂一漏万；对于更加反映民间信仰的传统剧本，尚乏详陈。而从人类学角度对于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综合整理研究至今尚缺。因此，本课题计划在对松阳高腔表演艺人口述记录的情况下，吸收中外民族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已有成果基础上，进行综合探究。对这种源于民间、源于群众生活，演绎着松阳人们喜怒哀乐的剧种，从剧本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作品所反映的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传统道德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在松阳高腔剧本中的体现应有尽有。如今，社会经济正在不断向前发展，精神文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的记录与整理，能够让传统精神文明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人们在精神上回归传统，同时审视当今的精神文化中所存在的弊端，让现代精神文化接受传统精髓的洗涤，感受其文化价值丰韵。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整理、研究是源于笔者在年获审批的浙江省哲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的记录、整理研究》的课题工作;同时也是源于笔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区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在课题申报前后，先后数次到松阳高腔所在地松阳进行实地的采访，对松阳高腔表演老艺人与观赏群众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录音、录像;对松阳高腔的历史起源、发展传承、表演形式、剧本口述、文化意蕴与活态现状等各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与分析。
一、松阳高腔口述剧本所研究的口述内容
我们在实地的采访中共记录口述剧本像《三世因果》《判乌盆》《包公水牢开师》《三娘枪棍》《柳氏训子，父子相会》《街坊卖纱》《后太平》《三国辕门拜将》《奔走樊阳三闯辕门》《夫人戏》《白兔记》《芦花记》《聚宝盆》《白蛇记》《鲤鱼记》《合珠记》《耕历山》《葵花记》《三状元》《摇钱树》《三元坊》《白鹦歌》《脱靴记》《忠义堂》《采桑记》《绣花针》《鹿台》《九世同居》《拾义记》和《一文钱》等40多个。在采访与记录中，我们经过总结发现这些剧本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能够反映民众生活意志，同情弱者、批判邪恶，表达人民群众希望国家安定情怀的，像《卖水记》《夫人戏》《琵琶记》《火珠记》《黑蛇记》等;第二类是表现人们群众家庭社会生活方面的，如《白兔记》《绣花针》《三世因果》《三元坊》等;第三类是表现神仙*怪故事的，如《耕历山》《八仙桥》《火珠记》等。松阳高腔剧本作为一剧之本，在一剧之内的情节内容自足圆满，因此剧本必然有着符合舞台演出要求的特性，所以在其反映连贯故事内容的同时，必定会以特殊的文体形式反映出场上演出形态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材料与圆满的故事情节相比虽然是支离破碎的，但只要我们尽力做好对口述剧本的记录、挖掘与整理工作，将这些材料进行整合分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认识当时舞台演出大致风貌，对松阳高腔舞台艺术演进轨迹的认识也会前进一步，这便是戏曲剧本艺术价值的体现，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戏曲和其它戏剧样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剧本中包含的与当地方言、风俗习惯相关的措辞等，都体现了这一民间文学的艺术。从众多需要记录与整理的松阳高腔口述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戏曲剧本所包含的内容以各出戏的标题、台词以及科介提示为主，更详尽的提示性材料便很少见了。因此，对口述剧本的整理，便能够为剧本细节内容的改善提供平台，加强其艺术性，提高剧本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获得更精彩的舞台演出效果。尽管有高度艺术性的剧本并不一定能造就一场具有同样艺术高度的、精彩的戏曲表演，但一定能够触发演员的思考、发挥和创新，将剧本的艺术价值最大化，带来兼具戏曲剧本和音乐艺术性，以及演员的个性和风格的戏曲舞台作品。口述剧本整理的教育价值不仅体现在剧本本身，更是体现在剧本中所包含的精神对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对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整理过程中，还采访了松阳地区众多的高腔表演艺人，从他们的口述中，我们还挖掘了松阳高腔剧本的唱词、唱腔、表演形式、舞台布置、乐队设置等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对松阳高腔的发展脉络、表演体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松阳高腔口述剧本是靠参与表演艺人的记忆进行口述完成的，这种记忆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或者说长久一段历史时期的松阳高腔表演活动进行的感受、经验、印象与感触的积累。记忆从人数的界定上又分为个人记忆和群体性记忆，他们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与群体间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对相同历史现象的记忆，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人的理解差别，也就是说在面对同一历史现象过程中，都会有着独特的认识与认知体验。但是，将他们的历史性记忆置于群体性的框架之内，我们可以将个体性的记忆进行汇集，来完整地呈现群体性的记忆。在对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采访中，我们为了更清楚、更准确地使口述剧本具有完整性，我们一般是将某一剧本通过某一艺人口述完成后进行整理，然后拿给或者说念给其它几位老艺人们听，这样来回地印证，力图更加真实地通过群体性互证来还原剧本，使松阳高腔口述剧本更加具有真实性。此外，面对口述剧本，不能进行机械的储存和编码，我们要充分理解人所具有的思想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性。松阳高腔口述剧本以及其它方面的研究，是通过松阳高腔老艺人以及当代表演者的口述记忆完成的，这些老艺人在口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或者说集体性的情感色彩。比如那些值得他们去回味的、值得他们去炫耀的、值得他们去颂扬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取得的一些成就。在采访中高腔艺人们都对过去的辉煌记忆表述一致，这足可以说明他们共同的情感记忆，这些记忆是松阳高腔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松阳高腔剧本的整理过程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