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模式已成为过去，健康的男女感情也应当是一对一，现代社会，如果说一个家庭竟然由两男一女、或者两女一男组成，观者难免觉得荒谬。
正是因为实行一夫一妻制，才有了“重婚”之说以及相对应的刑法罪名，犯重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且，重婚罪的情形是多样的，可能是两个“法律婚”的重婚，也就是两边都登记，也可能是“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先与原配合法登记领证，与他人不登记，却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形成事实婚；同样，“先事实婚后法律婚”也是重婚罪的情形；除了这3种，还有两个事实婚的重婚。
重婚罪的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或者寻求警方的帮助，经侦查后转为公诉，进而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现实中，的确存在已经遭遇重婚却没提出任何控告，反而对此默许的奇葩案例，“二妻一夫”或者“二夫一妻”的情况都有，但我们今天聊的案例，却比较特殊。
浙江丽水松阳县新兴镇上安村有一个特殊的家庭，两名男主人，一名女主人，三人从年开始，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女主人周玉英的大女儿、小女儿同母异父，不了解内情的人得知这些信息，往往会感觉非常怪异，一个家里怎么能有两名男主人，这样的家庭组合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背后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
和周玉英同住的两个男人，一个叫刘豪瑾，是周玉英的前任丈夫；另一个叫赵金龙，是周玉英的现任丈夫。
“三个人的电影”未必就是狗血，也可能是温情，上个世纪90年代，刘豪瑾和周玉英在杭州打工时相识相爱了，两人回到老家松阳举行了婚礼，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幸福小家庭，婚后没多久，周玉英就生下女儿，三口之家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却平静安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周玉英和刘豪瑾原本很恩爱，却因为一场意外面临了生活的严峻考验。年的一天，刘豪瑾正在工地上干活，忽然不慎从3楼坠落到2楼的地板上，虽然送医后保住了命，却导致高位截瘫，此后都只能依靠轮椅出行，他的情绪走向崩溃。
过去，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保护着妻女，肩负养家的重担，可这次意外直接导致家里的积蓄花光了，还欠了一堆债，刘豪瑾更不能继续出去干体力活挣钱，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无用的废物，只能连累周玉英，心底深处他怕周玉英离开，但从情理良心上，他又希望周玉英能另嫁他人，免得跟自己吃一辈子苦。
周玉英没有被困难击垮，也没有因为刘豪瑾残疾了就抛弃他，而是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他往后余生，不离不弃，她靠做各种零工辛苦维持全家的生活，刘豪瑾看在眼里，又是心疼又是愧疚。
在一家人最困难的时候，赵金龙出现了。年，29岁的安徽小伙赵金龙来他们家这边的茶园打工，学习制茶手艺，和周玉英在一个茶园里遇见。周玉英温柔漂亮、勤劳能干，让赵金龙暗暗倾慕，打听之后得知对方已经结婚，有老公，有孩子，他感到很失落，但与此同时他也听说了周玉英的家庭情况。
对以柔弱肩膀扛起全家重担的周玉英，赵金龙敬佩又心疼，有心帮她分担下，刘豪瑾也觉得赵金龙为人不错，忠厚老实，见他对周玉英有意思，便劝周玉英和自己离婚改嫁，可周玉英却提出了个一般人很难接受的条件，那就是自己必须带着刘豪瑾一起改嫁，婚后就住在刘豪瑾家，帮着照顾他，并抚养女儿。
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还不如现在开放包容，这种家庭模式容易引起一些揣测和议论，人言可畏，“一女侍二夫”的流言传出去，不知道要被编成多少版本散播，影响当事人的名誉，就算不畏惧流言，这一承诺背后也是沉甸甸的现实责任，要换成其他人，肯定听完就迟疑了。
周玉英原本觉得赵金龙不会答应，他比自己小3岁，如果找个年轻姑娘结婚，要比和自己结婚轻松得多，出乎意料，赵金龙郑重做出了承诺，会把刘豪瑾当大哥照顾，会把其女儿当亲生的养。
就这样，周玉英和刘豪瑾离婚，年6月正式与赵金龙结婚。虽然之后三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但这种情况，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不构成重婚的。不仅不构成重婚，还满是温暖的人情味，因为婚后，赵金龙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养家的同时还负责照顾刘豪瑾的生活起居。
每天，赵金龙和周玉英都要为他擦洗身子、换衣服、推拿按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连挣的钱，也是存进刘豪瑾的账户。婚后周玉英生下了赵金龙的女儿，两个孩子跟亲姐妹没有区别，正如她们的父亲和亲兄弟也没区别一样。刘豪瑾生病住院，是赵金龙跑前跑后照顾着，以至于其他病人都误以为他们一母同胞。
而刘豪瑾也不愿空坐着，不为这个家出力，赵金龙和周玉英在外忙茶叶生意，他就在家里做饭，更负责为生意“出谋划策”，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在三人的努力下，这个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盖起了新房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无人觉得这样的家庭模式有何问题，时间能检验一个人的真心，也能检验人情世故，这个特别的家，以亲情和爱交出了一份温暖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