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医院诚信承诺 http://m.39.net/disease/a_6169035.html按语：温州古代银矿始采于明朝以前，大规模开采于明朝前期，永乐、宣德、成化年间达到高峰，万历中期停采，占据当时生产领域的重要地位。银矿开采作为当时重大事件，它推动了温州府西南山区的开发，促进泰顺在公元年建县，在历史长河中曾产生了重大影响。
温州古代银矿开采与泰顺建县
一
宋元时期，白银作为货币，成为大势所趋。元末明初，*府滥发纸钞，纸币贬值严重，加上商业发展，社会迫切需要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到了明朝前期，白银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从明朝英宗正统年间（—）至万历年间（—），白银从不准作为流通货币转变成为法定货币，最终取代纸币，成为主要货币。在白银货币化、主币化的背景下，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的一批银矿相继得到开采。浙江温州地区跟省内的丽水以及福建省南平、宁德等地区，地域上连成一片，都是重要的白银生产地。明朝时期，温州境内采银活动全面兴起，并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开采时间延续了两百年多年。
古代温州作为浙江省的白银主产区，其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个县银矿分布很不平衡。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前期，温州银矿主要分布在平阳县西部山区，瑞安县个别地方亦有零星开采，永嘉县、乐清县不产白银。景泰三年，划出瑞安县、平阳县西部山区设立泰顺县。泰顺建县后，成为温州境内白银主产区，银矿开采维持了较长时间。具体地讲，当时矿脉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沿着闽浙两省界溪（交溪）流域泰顺境内分布，矿点有焦溪矿、龟伏矿、净水矿、石闩下矿等；另一条是沿着南雁荡山分布，涉及今泰顺、平阳、苍南三个县，主要矿点有牙阳水口矿、月湖矿、赤岩山矿、天井阳矿等。其实，温州境内银矿开采点并不止上述八处，零星的采银地点与官方书志失载的矿点还有一些。仅从泰顺县境内的地名（村名）来看，联云有银坑，碑排有采银洞和献银洞，包垟有银珠坑和银坑等地名，这些地名都包含“银”字，其起源与采银活动有关，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显明的采银遗迹。
二
温州古代采银活动经历了初始开采、大规模开采、零星私采、停采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银矿开采情况分别如下。
第一阶段，是初始开采时期，时间在明朝以前，主要开采地点有两处，一处在泰顺县百丈镇与文成县*坦镇交界一带，另一处在泰顺县雅阳镇与福建省福鼎市近邻地带。
泰顺县与文成县交界处的矿点有“金山下银坑洞”“林山银洞”“联云银坑”，这些矿点在明前期地属瑞安县义翔乡，泰顺建县后属三都。《泰顺县地名志》记载：联云银坑唐宋时期即有先民采银，遗址犹存，所以村名“银坑”。“林山银洞”位于文成县*坦镇林山村南侧，《文成县地名志》记载：银洞不甚深，古代曾采过银，因含量不高，后停采。“金山下银坑洞”位于泰顺县与文成县交界处的金山，“有古银坑洞二（处）”，开采年代大概在明朝之前。“林山银洞”“金山下银坑洞”的地理位置重要，明、清以前，两地与处州府（相当今浙江丽水地区）青田县*坛一带近邻，是处州矿工南下瑞安县（包括今泰顺包垟、联云等地）、平阳县的出入地。另外，泰顺包垟银珠坑村、银坑村，古代曾有采银活动，亦属这一时期的采银区域。
龟湖银矿七洞门遗址
泰顺县近福鼎市的银矿主要有“牙阳水口外银坑”。泰顺《分疆录》卷二《舆地（下）·古迹》记载：“古银坑洞，在牙阳水口外火热溪旁，石壁洞凡十余，有平入者，有上升者，有下降旁通者，深不可测。”又载：“此坑在明时四坑之外，未悉开于何时，矿洞以此为最古。洞外大石磨尚存。下流半里许深潭中，有银胚大如斗，每秋冬，霁日掩映，色如*金，精光夺目。”《分疆录》记载的“火热溪”即今泰顺县雅阳镇承天氡泉，承天氡泉与福建省福鼎市叠石乡相邻。叠石乡早在北宋时期，即有先民开采银矿，银场名“玉林”。北宋熙宁年间（—）设有银场监官。考虑到受玉林银场采银活动的影响，以及《分疆录》关于“明朝泰顺四大银坑之外最古老的银矿洞”的记载，可以判断“牙阳水口外银坑”始采于明朝之前。另外，该矿下游不远处福鼎市境内有马尾、*社、马头等明代著名银矿。据此判断，“牙阳水口外银坑”的开采时间有可能下延至明朝初期。
银矿开采后的窝穴
第二阶段，即大规模开采时期，时间在明朝洪武末年至弘治五年（），前后延续约一百年。
洪武末年，温州府平阳县设立银场局，对银矿开采进行管理，并征收矿税。这标志着温州境内的采银活动全面兴起，并成为浙江省的主要产银区。永乐至宣德（—）年间，温州府与处州府白银开采量达到高峰。正统、景泰年间，因受朝廷封矿*策和矿工暴动的影响，开采量有所减少。景泰三年，划出瑞安、平阳县西部山区，设立泰顺县，隶属温州府。当时，平阳县境内产银的地方基本上被划给了泰顺县，即使未划入的个别银矿（如平阳腾蛟赤岩山等矿）也已封闭绝产，所以明景泰以后温州地区的银矿开采主要集中在泰顺县境内。成化前期，泰顺县相继发现并开采一批银矿，使得温州境内白银产量一度上升。但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成化后期温州产银量锐减，至弘治五年不得不实行封矿。大规模开采时期的银矿点主要有五处，分别是：
1.焦溪银矿。又称“魁山银场”“百里林黑风洞”，在今泰顺县三魁镇刘宅水口，明前期地属平阳县归仁乡四十都，泰顺建县后属七都。康熙《泰顺县志·古迹》记载：“焦溪银场在七都高阳，明永乐时开，其时建有太监府、同知厅、藩臬官衙。”民国《平阳县志》援引平阳古县志记载：焦溪银矿开于永乐七年（）。雍正《泰顺县志·防御》记载：“行营，在七都龟岩，明成化间置巡捕银矿*居，年久圮坏，嘉靖元年令刘桐建营房。”从设置“太监府同知厅藩臬官衙”以及在焦溪银矿附近的龟岩村派驻“巡捕银矿*”等事实看来，焦溪银矿可能是明朝前期温州境内很有影响力的大银矿，也是经常发生矿工闹事的地点。另外，根据嘉靖元年（）泰顺县令刘桐在附近龟岩村建设*队营房的史实，可以判断出焦溪银矿的开采时间可能下延至嘉靖元年（）以后。所以，焦溪银矿应是当时温州境内开采时间很长的银矿。
2.天井阳银矿。在今苍南县莒溪镇天井、坳下、*畲三村及平阳县顺溪白云村一带，明代地属平阳县崇*乡五十一都。该矿始采于永乐七年，弘治五年（）年封闭。有坳下银坑、天井银洞坑两大银坑群。其中，坳下银坑有上银坑、下银坑、大银坑沟等采银点。天井银洞遗址占地面积约为0.5平方公里，共有矿洞50多个。
3.赤岩山银矿。俗称银坑山。位于平阳县腾蛟镇湖窦，明代地属平阳县宰清乡，明永乐十一年开采，正统元年（）封坑，是明朝前期平阳县的主要银矿之一。相传明*府曾派太监在此监督采银。
4.龟湖银矿。在泰顺县仕阳镇南部近福建省福安、柘荣界，明初地属平阳县四十都，泰顺建县后属七都。《分疆录》卷二《舆地（下）·古迹》记载：“明银矿，一在龟伏及净水，一在石闩下”；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坑冶》记载：“泰顺县长岗尾银坑、石门下银坑，俱七都龟伏外。”两书记载的银矿都属龟湖银矿。龟湖银矿在明朝初年即有少量开采，大约在成化前期大规模开采，是当时温州境内的大银矿。朝廷曾在长岗尾山设同知厅，派太监进驻龟湖村，在长岗尾坑设太监府，直接监督采矿活动。泰顺龟湖《封氏族谱》记载：“太监府在梧桐洋大路岗坪，成化七年，朝廷有旨开采银矿，钦差大人在此管守理事，故此名曰太监府。”龟湖银矿遗址中有代表性的矿洞是“七洞门”，它分布于一处崖壁上，从右至左斜上排列着七个矿洞，故名“七洞门”；离龟湖村约五里有地名“矮岗坪”，面积平方米，相传为监工官兵营地，今残垣旧迹尚在。
5.月湖银矿。在泰顺县彭溪镇东部近苍南、福鼎界，明前期地属平阳县三十八都，泰顺建县后属八都。《泰顺县志》载：“（月湖乡）境内有明代银矿洞遗迹。”《泰顺县地名志》“月湖乡银洞村”条下有如下记载：“古代有太监带领官兵在此地小涧边开采银矿，现银洞遗址尚在。”实地调查发现：银洞村内炉自然村圆墩山上共有八个矿洞，大小不等，深浅不一，洞口也都是朝东北方向，最长的一个矿洞，横穿小山，长约20多米。另外，月湖有地名叫“太监府”的自然村，传说朝廷派驻太监，在此监督银矿开采。以此推测，当时银矿开采规模可能不小。
第三阶段，即零星私采时期，自弘治五年（）开始，大约延续至万历二十八年（）左右，前后一百多年。
成化前期，温州白银开采量一度增长。成化五年，核定泰顺县矿税两。但是，就此之后，矿脉逐渐衰竭，产银越来越少，矿税渐次减免，成化十九年减至.8两，弘治元年再减至两。即使矿税一减再减，泰顺县仍然无能力交足税收，地方*府只好将完不成的矿税，摊派给农民和矿工，强行催收，弄得民不聊生。弘治五年，温州知府林继衡根据朝廷诏令，封闭了境内的银坑。泰顺县境当年封闭的银矿有长岗尾矿、石门下矿、银场坑（焦溪矿）、洋望炉、茅坑炉、圳头炉、溪底炉、武岭炉，平阳县封闭的银矿有天井洋等矿。
明代封矿令摩崖题刻弘治五年，表面看温州银坑已封闭，但实际上民间采银活动并未结束。明朝*府对银矿开采时而下诏封矿，时而命令开采，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如正德初年和嘉靖初年，两度松绑封矿禁令，重新开采温州银矿；后不久，又下令禁止开采。*策上的摇摆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民间“盗采”行为的发生。《分疆录·原始（篇）》记载：“诸场虽封禁，处州矿徒仍复私开，官兵至则潜藏，去则复聚。”可见封矿后民间私采行为并没有被禁绝。另外，嘉靖、隆庆年间，温州境内曾发生多起与银矿开采有关的重大事件，它们反映了弘治以后温州的采银业并没有终止。这些事件分别是：嘉靖五年（）周六、孙敏孜、林六郎领导矿工暴动，起义波及泰顺、平阳县境，后被泰顺典史邓镠率兵平定；嘉靖三十八年，倭寇洗劫泰顺，知县区益招募矿工守御县城；隆庆四年（），讹传泰顺发现新矿，千余人聚集起来要上山采银，被泰顺知县王克家驱散。此外，明朝*府为了禁止矿工盗采银矿、滋生事变，*靖四十五年在泰顺龟湖牛头颈山立碑，颁发封矿禁令。以上事件充分证明，自明朝弘治以后，温州境内民间采银活动还在继续。
第四阶段，停采时期，大约在万历以后。万历中期，朝廷矿监遍布天下，全国到处滥开银矿，几乎达到“无地不开”地步。万历二十八年，负责督办浙江银矿的太监刘忠来泰顺“奉旨采银”。在开凿了数处银矿洞后，因洞内积水过深、矿脉殆绝，未竟而去。刘忠来温督办银矿是温州境内银矿开采的终结性事件，它标志着温州古代采银活动的结束。
三
银矿“岁课”是封建国家对矿工与农民进行经济盘剥的体现，其额度大小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采银业的生产规模。温州银矿开采，明景泰三年之前，主要集中在平阳县；景泰三年以后，主要集中在新设立的泰顺县。明代以前，温州境内银矿开采属初始阶段，银矿税额及征收情况，史料记载缺失，但从“牙阳水口外银坑”数量之多、矿洞之深等情况看来，当时温州境内的银矿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明朝开国以后，社会趋向稳定，生产逐步发展，温州采银业在朝廷*策不鼓励的背景下悄然兴起。洪武末年，温州的平阳县已成为浙江地区七个主要产银县，这时期浙江省每年征收银矿税余两，其中温州平阳、处州丽水等七县每年合计征收余两。永乐年间，浙江省银矿税额增至余两，其中永乐十八年以后的十年间，平阳等七县每年承担税额两。宣德年间，浙江省银矿税额达到最高点，每年征余两，该税额虽是全省税额，而实际是平阳等七县分担，若平均分摊平阳县则承担余两。此后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温州府和处州府银矿税额不详，但浙江全省的税额维持在两至两之间；成化、弘治年间，浙江省税额减到两到两之间。景泰三年以后，泰顺县成为温州府和浙江省的主要产银县。如成化五年，浙江税额余两，泰顺税额两，泰顺税额占全省的37.1%。成化十九年以后，浙江每年税额两，泰顺每年税额.8两，泰顺税额占全省的4.7%。弘治元年，浙江税额余两，泰顺税额两，泰顺税额占全省的2.7%。
上述数据显示，明宣德年间，平阳县的银矿税额达到最高点；成化五年之后，泰顺税额占浙江省总税额比重达到最高点。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温州白银开采量在该两时间段达到高峰。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八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方规定的白银购买力是一两白银购大米二石（即.6斤）。如成化五年泰顺银矿税额两，按当时购买力计算，即可购买大米.2万斤左右，按人均日消费口粮1.5斤计算，.2万斤大米相当于余人的全年口粮总和；以宣德年间均摊数算，平阳县银矿税额能买下相当于余人全年的口粮。由此可见，明代前中期温州的银矿税收是一笔巨大的财*收入，这表明温州银矿开采已达到相当大的产业规模，在当时经济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温州古代银矿开采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生产力的进步。据苍南县文物部门对天井阳（垟）银洞遗迹调查发现，银坑窿洞多呈上下二洞垂直分布，上层主要用于透气排风，下层为主矿洞；洞有深、浅两种，浅者为探井窿洞，深度2—3米；深者为采矿窿洞，洞深有的竟达数百米。开凿排风、通风洞口以及矿洞作业能达到数百米之深，这反映了当时开矿技术达到较高水平。
温州古代银矿开采是在白银货币化、主币化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生产活动，由于受到落后封建制度及当时生产水平力的限制，它存在着诸多弊端，并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一是生产效率低下，造成得不偿失。温州古代银矿的含银量都非常低，银矿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有时甚至出现“所得不足工食、炽炭之费”“所费当其所运”“费逾什百，而利蔑丝毫，在役之官民不胜告瘁”等情况。在生产技术方面，温州古代银矿开采尚未使用炸药爆破技术，普遍使用的是手工开凿、烧爆法裂石、木头支护、人力运输、石磨破碎、翻车排水、吹灰法“炼银”等传统工艺技术。在经营管理方面，往往实行“人海战术”，生产管理无序，矿难事故多发，滥采盗采问题突出，甚至发生“流寇云聚、据矿为乱、争夺矿脉、杀伤遍野”等恶性事件。另外，“凿山之使遍于寓内”，到处对山体进行“开膛剖腹”，亦破坏了生态环境。诸如此类的弊端，不一枚举，在当时即备受社会诟病。
二是加重人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普遍向银矿派驻“闸办官”。明代温州各主要银矿都派驻太监，设置“闸办官”；*府垄断矿业，对矿工进行层层盘剥。明初洪武末年，温州、处州银场每年征银两，永乐时增至余两。短短的一二十年间，税额增长了30倍多。无限制地加税，造成“民不堪命”、苦不堪言。如宣德年间税额两，其中某年（年份不详）坑户实际只办税余两，剩下赔纳余，“或派里甲，或派坑夫，罄帑补输，疮痍日甚”。宣德五年（），浙江左布*使*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严厉批评了温州矿税害民的事实：“窃见浙江所属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七县银冶，自永乐间至今遣官闸办，七县岁额银共八万七千八百两，以十年计之，通八十七万八千两。而各场所产矿石有仅足额课者，有不足者，有矿尽绝者，闸办之官督令坑首冶夫陪纳，不敢稍失岁额，陪课之民，富者至于贫困，贫者至于逃亡他处，坑冶其害亦然。”又如弘治元年，巡按御史畅亨对温州银矿税弊端也有深刻揭露：“温、处二府银坑，近来矿脉衰耗，比之初年，十不及一，而太监张庆岁取耗银又三千两，皆百姓卖子鬻产以充其数；官司逼追，有因而自尽及散为盗贼者。”无限制的盘剥与严酷的催征，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矿工与农民的激烈反抗。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矿工反抗尤其激烈，因而严重危及到明朝*府在温州的统治。当时，发生在温州境内或者势力影响到温州的矿工、农民起义*主要有处州府庆元县叶宗留领导矿工起义*、福建沙县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余部、处州府丽水县陶得二领导矿工起义*等。危及到温州地方统治的暴动事件有：正统十三年（8）平阳县乡民叶八响应福建邓茂七聚众起义，围攻平阳县城；正统十四年，闽、浙两省矿工矿商在瑞安县罗阳（今泰顺县城罗阳）建立“十八社”，并全歼温州府调派来的平乱官兵；景泰元年（），陶得二矿工起义*余部围攻平阳县城。
温州自明朝初年大规模开采银矿以来，尽管效益不好，且存在种种弊端，采银业还是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这其中既有广大穷苦劳动者为了谋生的需要，也有当时税收与货币*策的原因。明朝前期，白银价格特别高，购买力相当强。这是温州民间采银业得以长期进行的重要动因之一。明朝中后期，废除实物纳税，实行白银纳税和代服劳役等*策。由于山区商品经济落后、“催科”任务急迫，农民无法换取到交税的白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盗采”活动频繁而难以禁绝。这也是采银活动得以长期进行的原因。
温州古代银矿开采与泰顺建县
四
有明一朝，温州沿海地区严格实行海禁*策，对外贸易全面中断，社会趋向于封闭，思想文化转向沉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银矿开采作为温州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和重大社会事件，它对当时的经济、*治、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影响，且直接导致了泰顺在公元年建县。
一是促成处州府人口大量入迁。明朝中前期，浙江省处州府下辖的丽水、青田、遂昌、庆元、龙泉等县与福建省建宁府下辖的*和县、福州府下辖的福宁县、福安县都有银矿开采。当是温州府西南部山区与上述各县，地域相连，矿工、矿商来往频繁，其中在温州境内从事银矿开采的矿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处州府。因此，处州府人口迁入温州府西南山区成为当时人口迁徙的主流。仅就泰顺区域而言，明朝时期人口入迁非常频繁，共有27个姓氏、44位始祖迁入。其中，处州府迁来的就有12个姓氏、28位始祖，分别占44%、63.6%。处州府移民占绝大多数，这印证了银矿开采造成的影响。
二是推动温州府西南山区开发。明代温州银矿开采长达两百余年，使得温州西南山区得到开发，罗阳、龟湖等集镇因此形成。罗阳是处州府矿工频繁出入浙、闽两省的通道，“各处银坑私商亦聚据瑞安义翔乡之罗阳镇”。罗阳因此人口剧增，发展成为集镇，泰顺设县后，成为县治所在地。龟湖采银业鼎盛时期，浙、闽、赣三省矿工纷纷涌入龟湖，相传有“三千打银工，四千往来客”，呈现出繁荣景象。为了防止矿工闹事，司前、雅阳在明朝正统年间设立巡检司。期间，洪口、百丈口“烟市鳞错，商贾汇集”，成为温州西南山区水路埠头与商业中心。由于移民大量入迁，到了明代中期，泰顺区域开发不断加深，全县耕地面积达到8.9万亩，可以开垦的耕地基本得到开垦。
三是导致泰顺等地分疆立县。景泰元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矿工与农民暴动事件，明朝*府开始对浙、闽两省大规模用兵。是年，明朝*队分两路进*温州府西南山区，一路在浙江“三司”大臣的率领下，沿飞云江西上；一路在左*督府都督佥事李信、侍御史陈的带领下，沿浙闽边界，自东向西包抄推进。两路官兵对罗阳一带的矿工起义*形成夹击之势。矿工队伍一部分逃入*和县官台山大宝银场（今寿宁县境内）作坚持斗争，剩下部分接受招降。景泰三年五月，明朝*府从瑞安县义翔乡划出五都十二里、从平阳县归仁乡划出三都六里，设立泰顺县。同年，处州府设立景宁、云和、宣平三县。景泰六年（），浙、闽两省*民攻灭了官台山矿工起义*，设立寿宁县，隶福建省建宁府。泰顺等五个县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闽浙边区的地缘*治，巩固了明朝*府对温州的统治。泰顺县治设在罗阳镇，它紧靠闽、浙两省边界，地控“温州、处州、福州、建宁州”四个府的要冲，从明朝开国至景泰年间，罗阳一直就是浙、闽两省“山寇积匪”和矿工起义*的活动中心，朝廷曾先后派出文武大臣，六次进驻罗阳。泰顺建县后，明朝*府将罗阳作为泰顺县治，并派兵驻扎，这对维护温州地区甚至闽、浙两省边界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是丰富了泰顺地域文化。处州矿工涌入温州境内采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西南山区的地域文化，使得当地的文化习俗更深地“烙上丽水的风味”，同时也改变了泰顺的方言分布。像泰顺县民间信奉的神祇马仙娘娘（马仙姑）、汤夫人都是来自处州府景宁县。因处州矿工入境采银，马仙、汤夫人信仰在明代传入泰顺等地，也传向福建宁德、南平等地区。明朝时期，罗阳吸纳和安插处州府移民最多。处州府丽水、松阳、遂昌等地方言在罗阳互相交融，取代当地土著方言，并孕育出泰顺县内主要方言语种“城底话”。
注释：
1.引自泰顺《分疆录》卷二《地舆（下）·古迹》。
2.泰顺县“明时四坑”指的是焦溪银坑、龟伏银坑、净水银坑、石闩下银坑。
3.参见苍南县博物馆档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年5月31日）。
4.据雍正《泰顺县志》卷九《古迹》。
5.据《泰顺文物》第5页（泰顺县文博馆年9月编印）。
6.参见林乐丰文章《泰顺发现明代银矿遗址》（发表于年4月29日的《温州日报》）。
7.见《菽园杂记》卷十一（明·陆容撰）。
8.见泰顺教谕王銮所著的《封银坑序》。
9.据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坑冶》。
10据《菽园杂记》卷十一。
11.据《明史》卷一五八《轩輗传》。
12.据《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
13.据《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二）。
14.见民国《平阳县志》卷十四《食货志》引《续文献通考》。
15.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年间浙江省银矿税额参见《明史》、《续文献通考》、《菽园杂记》和《弇山堂别集》。
16.据《菽园杂记》卷十一。
17.据《菽园杂记》卷十一。
18.据《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明王世贞撰）。
19.据《菽园杂记》卷十一。
20.引自《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二）。
21.据《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
22.据《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页（吴松弟、刘杰主编）。此处姓氏仅指现有人口超千人以上的姓氏，千人以下未统计在内。
23.今宁德市大部地区在明朝前期属福州府管辖。
来源：《廊桥》第五期
陶汉心 /文
中国廊桥网//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爱廊桥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