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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邓若华先生所著，原载于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要在当代中国发展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阶层的社会命题。还有学者认为当代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一个相对独立的中间层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形成，从而使改革前的“国家－民众”两层结构逐渐转变为“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层结构具体到农村社会，有学者指出各类乡镇社团组织正日益摆脱“半官半民”的存在形式，成为个人、群体与*府之间沟通的中介。还有人认为，伴随乡村企业发展，新的农村社区领袖的产生反映出近代中国乡绅自治传统的回归。这些农村民间力量和中间阶级相对独立，将可能是农村自治化进程中的主体力量。但是，对中国当代农村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阶层，其主体是什么，怎样运作的，回答并不确定。
历史总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代寻找所谓“中间阶层”首先要回溯过去。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权没有能力直接参与乡村社会的运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历来只能到达县一级。因此，在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乡绅作为传统社会的乡村地方精英，立足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承担着官民中介的职能。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乡村社区内部的承认，同时又取得了国家行*系统的认可。作为处于国家和乡村之间的第三势力，乡绅构成了地方权力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年以后，通过一系列*治运动，完成了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整合。独立于国家组织之外的各种社会势力被定义为“土豪劣绅”、“阶级敌人”，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造后荡然无存，农村的各项社会职能由国家基层*权机构和乡村基层组织履行。自年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间段内国家和社会之间这样一个断层的出现使得我们无法从更近的时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于研究这个阶层来说，从清末至国民*府时期的50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地方精英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其组成成员和活动模式有否变化？他们面对下沉的国家权威如何应对？是无能为力还是主动应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解和弄清这些问题对当代社会仍有着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半期常熟地方精英的形成
（一）传统士绅的衰落
从社区背景来看，本文要讨论的常熟县是江南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地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东依上海、南接苏州、西邻无锡、北枕长江与南通隔岸相望。“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年年丰收，故此得名。自明前期以来繁荣的地方经济带来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达，“惟兹常熟，入国朝为畿辅之邑，号称多士。文章德业，彬彬然与上国齿”，虞山画派、虞山琴派等独步华夏。邑中子弟向以读书进学为荣，自唐至清，常熟一邑出了8名状元、9名宰相、名进士、余名举人、秀才。发达的文化传统、众多的进士举子，加上地方富庶，阶级关系不十分紧张，使得士绅群体长期在常熟县的传统权力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熟县形成了八大家族。俗语有云：“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这八大家族及其后裔、族人、学生等构成了传统社会地方精英群体的主体。
这些传统社会的地方精英往往走一条十分类似的人生道路：少年进学致仕、中年游宦他乡、晚年息影归里，此为传统地方精英典型的人生三步曲。以庞氏为例，从庞大堃、大奎兄弟到大堃之子钟璐，再至钟璐子鸿文、鸿书，均于早年进学，获得过较高的学衔，其中庞钟璐于道光二十七年殿试钦点一甲三名，探花及第。通藉后，他们大多出任过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中层官职，并做出了相当*绩，如庞鸿书光绪“十八年授山东监察御史，历掌山东道京畿道巡视东城，惩奸宄，清狱讼，台中考绩称最。二十三年转礼科给事中，公在台，屡上章言时*务，持大体”，在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拨银两，建一栋3层楼房为图书馆，并奏准官办，成为中国第一个官办的省级图书馆。告老回乡后，他们依然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有权参与商议县里的重大事务。如庞鸿书回乡后不久江苏即宣告独立，当时的自治会议长赵君芍将江苏省都督程德全的令文交其过目，并自荐将来常熟县民*长一职，引起庞的不满，赵终未能遂愿。不难看出，传统地方精英需要走通这样一条人生道路，获取科举功名是其首要条件。只有通过科举制度，获得了一定的学衔，从而拥有士绅身份，才能凭借这样的身份与地位，获得地方社会的尊重，并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
年，清*府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告风行多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科举制度的废除从结构层面截断了传统*治运行的轨道，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通过儒学知识资源获取社会地位的指望，不合时宜的旧功名也逐渐不能维系其社会地位和其他*治上的利益。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传统士绅及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没有骤然消失，他们仍然是地方社会的一股势力，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旧体系中已后继乏人，民国时期八大家族的后人在常熟本地基本无所作为。20世纪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变动，人心、世风、观念，乃至社会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气候也大大不同于他们曾经生活并发挥领袖作用的时代了。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生活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在地方上的实际影响力早已随着清王朝的覆亡而渐行渐远，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是无情的。
同时，也有很多人不愿就此在乡村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选择到城市去碰碰运气。与明清时期缓慢而长期持续的江南地区精英“离村现象”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近代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战乱的影响，乡村精英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前，钱钟书先生《围城》中的男主角方鸿渐之父方豚翁就是一个县里的大乡绅，为避战祸举家迁居上海，更多的人则是由于兼营工商业，生活重心移到了城市和集镇，其子弟在进入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后也不愿再回到乡村。如庞氏家族的子孙大学毕业后多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庞鸿文之孙、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家庞熏琹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主要在上海发展事业。这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十分普遍，邻县的如国学大师钱仲联、试验核物理学家陆祖荫、王淦昌、植物学家周太炎等都离开了家乡。虽然年常熟18个乡的地方精英调查仍然将很多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列入其中，但是他们多在外地工作，有的仍在美国留学，当时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常熟地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地方权威人士离开乡村，导致“良绅”阶层后继乏人，地方权力体系产生了断层。
（二）新精英的形成
新的社会时势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精英，既然科举入仕的进身之阶被截断了，那些留在本地的精英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从*治变革中崛起
清末民初，一批知识分子抓住了地方自治运动这一契机，逐渐在社会*治变革中崛起，一跃而成为地方社会的实力派人物。
清末地方自治是清王朝在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最初由民间发动，而后经由*府推动，才逐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在清*府明令施行之前，一些受地方自治思潮影响较深、经济发达、和外界接触较多的地区，在部分地方人士的倡导和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下，早就开始了地方自治的试验。两江总督端方认为江苏地区民智发达，士绅热心公益、克尽义务，应由官绅引导试行自治。年11月，他在省城设立自治总局。在端方设局筹办之前和同时，常熟已经开始试办，立会研究，设局筹设议董会。年12月18日，常昭成立地方自治会，由邑绅陆懋宗等呈请抚院批准后选举成立。会内办事大纲约分6项：1、请厘财*；2、振兴实业；3、保卫治安；4、规划工程；5、补助教育；6、改良风俗。自治会由士绅发起创办，性质以研究及促进地方自治为主。次年，陆懋宗等又呈请开设地方议会，成立地方议会选举局，作为选举谘议局议员、成立议事会、董事会的后备。在这些活动中，地方人士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邵松年曾任县地方自治筹备公所所长，徐兆玮曾任副所长。地方自治运动全面推行之后，他们成为最初的领导者。宣统元年（年）二月，县城海虞市设立自治公所，严树声担任议长，赵允绶任副议长，丁祖荫为总董。年常熟县议事会成立于城隍庙内，有议员43名。常熟县下设的4市31乡分别成立自治公所。年，海虞市的自治公所改组为海虞市议事会和海虞市董事会，俞启汉任议长，胡起鹏任副议长，屈嗣奎为总董。
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议事会、参事会等自治机关的设置，旧日科举的选拔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新式的选举所取代，有不少无法继续进学或没有旧学衔的地方人士就在地方自治运动中通过选举进入各级谘议机关，成为新的精英。这些新精英充分利用了国家对发展地方自治的支持，通过担任县内各种董事和公会的职务，甚至在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担任公职，逐渐拓宽了自身的势力范围，成为清末民初地方权力格局中的领袖。民国初年，这种类型的地方精英很多，常熟县的第一任民*长丁祖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丁祖荫（－），字芝孙，号初我、初园。少年时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光绪年间中秀才，后因朝廷取消科举考试，没再获功名。丁热心地方教育，曾创设新式学堂中西学社、私立丁氏小学和石梅高等小学堂等，“造就学子无虑千百，终其身不渝”。清末开始兼任县教育款产处的总董，筹措地方教育经费。光绪三十二年，常昭两县根据朝廷新令实行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丁参与其中。光绪三十三年县内设立常昭劝学所，又被推选为总董。光绪三十四年，出任禁烟总局总董。宣统元年成立城自治会，丁被推选为首任总董。还被推选为省议员。辛亥革命时，常昭两县宣布独立，丁被缺席推选为常熟县民*长。任期中，他举办防务、革除陋规、赈济灾民、清淤修堤，开设贫民习艺所、农事试验场、师范讲习所等新式机构。后因本乡人不得在本乡任职的禁令，调任吴江县，去职前将所得俸禄捐作常熟县城沿街装设路灯之用。后袁世凯称帝，丁祖荫辞职回乡，乡居数十年“遇公事仍不少休”，地方长官遇有棘手事务仍与之商量。他还担任纳税人公会、水利研究会等团体的主席，参与讨论县中事务。－年间，因崇明、浦东的米商经常来常熟采运米粮，米价随之上涨，引起百姓的不满，丁会同其他地方人士向县里呈请停止其采米。丁祖荫在地方上声望极高，普通乡民对他也推崇备至，“有争端得君一言立解”。在他去世的前三年还被聘为地方款产处主任，经手地方公款。丁祖荫从地方自治起家，始终是运动中的领*人物，无论是提倡新学、禁烟，还是管理地方款产，他都走在众人之前，时人评价“风气日开，常熟禁烟劝学，县自治次第发轫，皆以君为之魁”。同时，他也从地方自治中获得了莫大的权威，从常昭劝学所的总董到县自治会总董，从江苏省的议员到常熟县的首任民*长，丁祖荫在清末民初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从清末实行地方自治改革中产生的新精英，具有以下的身份特征：都接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有功名；同时也接触过新思想，其中的相当部分人还接受了新式教育，曾留学海外，甚至参加过同盟会。这样的背景使他们能够最先接受地方自治的思想，并且在运动中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双方都信任的人，从而掌握了领导权。同时，他们凭借县乡新机构设置和各级谘议机关成立的契机提高了自身地位，确立了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其权力范围也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得以拓展。因此，虽然部分具有传统功名身分的精英是地方经济、学堂、新*以及自治和谘议局活动的主体，成为清末民初的常熟地方社会的掌权者。但是，他们不再是纯粹的旧式士绅，而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治色彩的新精英了。
2、经济实力的提升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商业的涌现和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有相当多的原本处于基层权力体系之外的社会力量通过从事近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并开始登上地方*治舞台，成为新地方精英中的一份子。他们涉足地方*坛，热心桑梓事务，颇具绅士之风，被冠以“绅商”之誉。
绅商队伍的壮大以商业兴盛为前提。江南地区历来是商业发达之地，常熟县地处吴中，有着悠久的商业发展历史，城区海虞历来为全县的工商业中心，据史籍记载，明代洪武年间，手工棉纺织业、印染业等作坊就遍及里巷。近代以来，清*府对商业控制的削弱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带动商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年，仅城区就有商号户，以米业居首；至抗战前，全县商号达到余户。年，全县商业营业总额达银元万元，运销上海的大米达数百万石，一度居上海米市之首。年，城区有公司行号42户，较大的商店家，涉及25个主要行业。30年代中期，苏常、锡沪公路相继通车，交通更为便捷，商业益趋繁盛，英美烟草、煤油等洋行在县内均设有代理处。民国初年，具有明显近代特征的新型社会团体——商会的成立更为绅商走上地方*治舞台提供了机会。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营狄恒兴米行的狄子怡与“庞恒裕继记”粮行的庞洁公、俞恒泰粮行的俞启汉、翁恒益粮行的沈稚竹并称为常熟米业的“四经董”；庞树森的专卖事业在商界中居于垄断地位；曹师柳经营的纱厂规模很大，对常熟、太仓两县地方工业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这些人都在当时常熟地方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基本包括两种流转形式，即“由商而绅”和“由绅趋商”两种对流过程，其中的夏素民、庞洁公、曹师柳、汪凤书等四人都属于“由商而绅”的地方精英类型。他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传统绅士相比，年纪较轻，没有显赫的家世，所受教育也很有限。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拥有财富之后对地方慈善事业的贡献。年江浙战争爆发，浏河、嘉定、丹阳、江阴被灾严重，汪凤书出巨资赈灾，先后超万元。江苏省省长以“见义勇为”匾褒奖，江阴士绅代表全邑集经史语制联为之寿。汪去世后，林森、孔祥熙、褚民谊等**要人均有题词。绅商在地方上得到国家*权的认可，被极力吸纳，大多担任地方**机构的职务，如县参议员、国民*县候补代表等。
另一种流转形式是由绅而商，其中的庞树森、俞启汉、狄子怡等三人即属于这一类型的地方精英。清季，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商业的涌现和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实业价值的提升浸润了传统的士绅阶层，投身实业便成为他们中一部分人的选择。其中尤以庞树森为典型。
庞树森，字甸材，西塘桥庞家的后裔。两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就学东瀛，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曾就职于地方审判厅及省*府。年9月到年5月，任常熟县县长。卸任后转入商界，专做官场生意，如包办烟酒税、牌照税，主持盐公堂、土膏行等专卖事业，在商界中居于垄断地位。年，又当选为商会会长。
这两种流转过程貌似相逆，各自的起点和目标相反，其实最后的落脚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提升经济实力扩大自己在地方社会上的影响力。由商而绅的情况不必赘述，由绅而商的地方精英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为生意打通道路，他们通过经商的途径聚敛财物，最终目的还是为权威、地位的提升增加砝码。
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因经济实力增强而崛起的新精英已经颇具规模。他们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秉承了良绅的传统，协调上下，更
